| 發(fā)布日期：2018-12-18 09:00:30 來源： 分享到： |
蠶桑絲織，是我國勞動人民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自古以來都占有獨特的地位。因此，從商代的蠶桑絲織技術和成就就可以了解到當時紡織手工業(yè)的發(fā)展水平。我國蠶桑相傳始于黃帝時代。1977年秋，第二次發(fā)掘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時，除了發(fā)現過紡織機具布棍、機刀、木經軸而外；還出土了一件花紋別致的牙雕盅，上面有羅紋編織紋和蠶紋圖案一周。無疑這是河姆渡人開始蠶桑絲織的信息。目前所發(fā)現的蠶絲織品實物，是1958年在浙江吳興錢山漾良渚文化遺址里發(fā)現的。
在那里曾出土了大量盛在竹筐內的網片、絲帶和絲線。經有關方面鑒定，絹片為平紋組織，每平方英寸有一百二十根絲線。據測定：其時為距今五千年左右。商人掌握蠶絲技術的歷史很悠久，到成湯時代，已有了較普遍的發(fā)展�！冻o·天問》中有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據《列子·天瑞》、《呂氏春秋·本味》《水經·伊水注》等記述看那是講的湯的輔臣伊尹誕生在桑樹中的故事。當時，有莘氏人已經采桑養(yǎng)蠶了。又傳說這些和桑樹、絲織文繡關聯的故事，反映了伊尹所在的有莘氏人善于蠶桑絲織的特點。
看來，當時蠶桑絲織手工業(yè)已成為人們重要的衣食之源了。史傳成湯滅夏后大旱，成湯曾親自祈禱求雨于桑林。這個故事除透露當時蠶桑的發(fā)達，還看出桑林是一個神圣的地方，這與甲骨卜辭中祭祀蠶神又是相呼應的。到盤庚遷都前后，商代蠶桑紡織又有了進一步發(fā)展。這方面不僅有豐富的考古實物可證，而且在以后的甲骨卜辭中也有不少反映。關于甲骨卜辭中的蠶桑絲織問題，目前還有不同看法。不少學者認為甲骨材料中有蠶、桑絲帛與從絲的字形；而且商人還有祭祀蠶神的祀禮。
但有的同志以為甲骨文中的蠶字可能是蟲字的初文，而那些從絲的甲骨文字，也不一定就是指的蠶絲制品，有如后來許多從絲之字并非指蠶絲制品一樣。但這種說法似嫌過于拘謹。文獻考古材料既已確證商代的蠶桑絲織業(yè)已相當發(fā)達，絲織品也已成為奴隸主階級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則從商人對吃、住、行、生、老、病、死等無不求神問卦的迷信程度看，他們對衣著來源的蠶絲，不會不反映到用于溝通人神關系的龜甲卜骨之中。因此，我以為甲骨卜辭中那些關于“蠶示”的記錄不是“蟲示”，而是可靠的祀蠶神的材料。
當然，過去有人根據偽片得出的結果應當得到澄清，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根本不注意到蠶桑絲織在甲骨卜辭中的反映。至于考古方面的材料，我們只要舉出如下一些事實就足資佐證：1953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安陽大司空村的商基中發(fā)現過玉石雕刻的蠶，大小和成熟的真蠶差不多。
1966年在山東益都蘇埠電的商代方國大基中也發(fā)現過玉雕蠶，這種出土的實物與收藏在北京故宮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傳世品商代玉雕蠶一樣，都是形態(tài)逼真，有如真蠶一般。在商代鍋器的花紋中，也發(fā)現過不少以蠶作為紋飾的圖案。聯系到甲骨卜辭的“蠶示”（如《后上》28·6），這不僅表明當時養(yǎng)蠶已很普遍，甚或是商人把蠶作為偶像崇拜的物證。
商代蠶桑紡織業(yè)的發(fā)達情況，更突出地反映在一些因包裹銅器受到鋼銹滲透而保存下來的絲織物殘跡。這方面的實物，除故宮、中國歷史博物館以及流傳到國外一些博物館的傳世青銅器上附有的絲織殘疾外，解放前和解放后也曾多次在安陽、鄭州、河北萊城等商代遺址發(fā)現過。如素城商代中期奴隸主貴族基中所出的青鍋器，不少都裹有絲帛，或覆蓋著絲帛；其中38號奴隸主基所出的一件銅艇上裹的絲帛痕跡特別清楚。經研究，食物是平紋紡織，只是每平方厘米的經緯密度不同：有的是18×12根，有的是10×10根，有的是30×20根，有的是30×14根。
據推測，出現這種不同情況，可能是用許多種（至少四種）粗細不同的絲帛包裹的。從前，一些考古工作者對此多未深究，只說是“細布紋”，其實，有的明顯是精細的絲織品痕跡。像1950年在安陽武官村大基中所出的三件銅戈上留下的包裹“細布紋”，就是一種在單色的平紋地上起出斜向的經斜紋構成的幾何回紋提花細絲絹。據國內外一些專家們的研究，商代絲織技術已非常高；至少在商代中后期，已經能織造出菱形花紋的暗花綢了。
據夏霸先生研究，商代的紡織方法可歸納為三種：其一是普通的平紋組織，經線和緯線大致相等，每厘米三十到五十根。其二是畦紋的平紋組織，經線比緯線約多一倍，每平方厘米細者七十二根經線，三十五根緯線；粗者四十根經線，十七根緯線，由經線顯出唯紋。其三是文綺，地紋是平紋組織，而花紋是三上一下的斜紋組織，由經線顯花。這充分說明商代已經大大改進了織機，有了織花紋的提花裝置，這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是非常了不起的！隨著蠶桑絲綢紡織的發(fā)展，商代利用絲和絲織品進行刺繡的手工藝術也發(fā)展了起來。
據說這種絲線特別適合于刺繡，繡出的花紋顯得特別豐滿美觀。刺繡是我國舉世無雙和享有崇高盛譽的傳統藝術。商代人能在錦上添花，繡出美麗的花紋來，無疑是一件偉大的創(chuàng)舉。從上面所述的事實可見，《管子》說的“伊尹以毫之游女工文繡”之說并非全屬子虛，而到商朝末代國王帝辛之時，出現“錦繡被堂”，宮中美女婦人都“衣綾筑”。
當然，絲織品是統治階級才能享用的，一般人只能使用麻織品。商代的麻織品實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河南安陽、河北蒸城、江西都昌、陜西西安等地發(fā)現過。其中蕭城臺西遺址的十號探方內曾出過一卷麻布。布已碳化變黑，展開后斷裂成二十六片，但纖維還很清楚。經上海紡織科學院鑒定：原料為大麻，布為平紋，紗是合股，每平方厘米有雙股經線十四至十六很，單股緯線九至十根。這算是一種比較細的麻布。
不過，商代的麻織品似乎不如絲織品的紡織技術高，因為，早在吳興錢山漾遺址就已發(fā)現過每平方厘米三十根經線，二十根緯線的麻布。麻的紡織也許不會太落后，很有可能，商代比較好的麻布尚未發(fā)現，或是商代奴隸主不大重視麻織品的生產。
來源：小明講歷史
